隋唐时期，已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状况，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学、艺术也逐渐繁荣起来，由于书画艺术的兴盛。也推动了书画装裱技艺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从历史资料来看，唐代著名书画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还记载了历代书画的各种跋尾押署，其中有隋炀帝时装裱人的跋记。唐代的魏征、褚遂良都曾监领当时的装裱事宜。这一时期的装裱在绫绢和纸张的品种、色彩、图案及轴心、轴头、绦带等方面都很讲究，在揭裱的技能方面也达到了经改装复原的水平。

据宋代欧阳修撰写的《唐书·艺文志·序》，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初唐贞观年间，继任为秘书监的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等，曾奏请要员到全国各地选购书籍，玄宗又命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书使，迁书东宫丽正殿，也称丽正修书院。此文记载说:

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恢签皆异色以别之这也就是宋代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所说:

四库装轴之法，极其瑰致。

《唐六典》中载有:

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

清代厉鹗又说:

唐内府书画装潢匠，则有张龙树、王行直、王思忠、李仙丹(舟 )辈，要皆良工好手。

据上述记载可知，装裱技艺发展至盛唐时期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并形成一种宫廷形制。

《名画猎精录》(传唐张彦远著 ) 中就有这样的记述：

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一例皆用白檀香为身，紫檀香为首紫罗概织成带，以为官画之标式从此宫廷内外的装褥用料及形式，已有显著的区别。值得提及的是，在《历代名画记》中《叙自古跋尾押署》一章中，张彦远记述说，在以前的御府，从晋、宋直至周、隋，收聚图画“皆未行印记”，但大都有当时鉴识艺人的押署。书中列举了 16 件。其中有:

大业年月日。奉救装。贞观中褚河南等监掌装背，并有当时鉴识人押署跋尾，官爵姓名，贞观十一年月日。

兵曹史樊行整装合若干纸，宣义郎行参军李德颖，数功曹参军金川县开国男平俨，典司马行相州都督府司马苏勋监，银青光禄大夫行黄门侍郎扶风县开国男韦挺监。

十五年十六年月日。

文林郎臣张龙树装，行起居郎臣褚遂良、杨师道、魏征、房玄龄官爵并同上。房玄龄后无已下人姓名。

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隋炀帝时，宫廷装裱书画，就有关于装裱人员的跋记。唐人褚遂良、张龙树、樊行等则是当时的装背能手。从画史中记述的一些故事可知，在唐初直至后梁这一时期，装裱书画不仅在选用绫绢和纸张的色彩、图案及轴身、轴头等方面都很讲究，在揭裱技术上也达到了经改装复原的水平。

《历代名画记》中曾记述，武则天时，号称“宫中五郎”之-的张易之“奏召天下画工”修整内库的书画，令画工各献其长，尽力摹写。然后将真本的裱料用来裱临摹本，结果与原本不差分毫,很多原本被张易之攫为己有。此后，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记述了后梁千牛卫将军刘彦齐骗取他人古墨名迹的故事。刘彦齐具有一套善于伪作书画的本事，他常常重金贿赂一些权贵家庭中掌管书画的人，把书画借去，于是就照本临摹，墓毕，把所借书画上的旧装取下，裱在墓本上以假充真，把假画还给藏家，将真本自己留下。后来刘彦齐便成了家藏千卷名迹的富翁。

由此不难看出，在唐至后梁时期，就揭裱书画来说已深得其法当时已经能够做到把一幅旧画上的裱绫用来裱在另一幅画上，而且能达到与原件难以分辨的水平。

明代杨慎在《墨池琐录》及《户录》两部著作中，谈到古代装裱书画上各部位的名称，这是古籍中很少见的。譬如，什么叫覃玉池、引首、打抵，杨慎的《墨池琐录》中就记述:

海岳《书史》云: 隋唐藏书皆金题玉蹬，锦绣裤。金题押头也;玉嗖轴心也。卷首贴绩又谓之玉池，又谓之睥。有球路锦障(一有纸锦)，有楼台锦赚，有榜蒲锦。

有引首二色者曰双引首，标外加竹界曰“打抵”,其复首曰“裸概”.....此皆藏书画、职装潢所当知也。

这些精确的记述，解决了我们对古代装裱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