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画坛的黄公望、吴镇、倪璜、王蒙四家在装裱技艺方面也都鲜有论述。从元人王思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对前代装裱风格、形制及技法等状况有详细记载，但未见新意,

王思善的《装概定式》中云:

至元十四年皇帝曾下旨，命秘书监清理所存书画，从已损坏的当中挑选进行重裱，并备有上等四尺绩及绢作装潢材料。

现代画家潘天寿也考证过装裱方面的资料，在《中国绘画史中引用古文说:

大德四年藏于秘书监之画，选其佳者驰往杭州，命裱工王芝以古玉象牙为轴，以鸾鹊木锦天碧绫为装裱，并精制漆匣藏于秘书处库，计有画幅六百四十件。

由此可见元初皇宫帝王对古书画装裱的重视程度。但从近期发现的元代杨维桢所作《赠装潢萧生显题序》(图2) 中，可知元末装潢业的衰微状况，见于描述:

淞之装潢家无虑百十类，以时艰废业，且徙于他伎，独城东萧生显者守世业不易尔。每庸其工,优贷以乘，因闵之曰: 唐之秘书省吏凡六十有七人，而装潢匠六人者在中。则知昔之业此有禄养于官今业于市，又徙于他，世变也可占也!已他业者皆徙，而显虽束手饥其身不徙而业益精。亦有类吾君子之固穷以俟时者时向平矣!大夫士将复尚文事，则显之业复振，又果尤食之不给?士大夫文事与显业相关其盛衰，显之业振，则吾道亦不塞矣。

杨维桢曾中进士，善书，此文不仅赞赏了萧生显于贫饥之时的敬业精神，同时也揭示了元末操此业者，无奈饥肠而不得不改操他业糊口的惨淡状况。